解读：“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有何深意？
摘
要
要实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就要遵循“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这个根本原则。它体现了理论研究过程中被反复证明过的创新规律。坚持这一原则，有利于避免理论研究中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倾向，有利于避免误入归结法和还原论造成的歧途，有利于避免处处以国外研究为准绳的不良导向。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遵循“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原则，就要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作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评判创新理论真理性的标准、作为判断理论有没有价值的衡量尺度。“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是党中央对理论工作者的要求，是时代对理论工作者的要求，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理论工作者的要求，也是理论自身的要求。
回顾建党百年的历程，我们之所以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留下过深刻教训，关键就在于当时没有懂得或者没有坚持好这个原则。
为什么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只有思想上的清醒，才能有行动上的自觉。思想清醒的程度，决定着坚持这个原则的自觉性的高低。
只有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才能提出具有时代特点的问题。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源泉。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只有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这个根本原则，才能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聚焦问题。离开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而提出的所谓“问题”，不是真问题，至少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甚至还可能是误导、分散、转移我们工作着力点的坏问题。
因为，“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只有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才能为理论创新提供不竭动力。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离开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理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以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为例，它们分别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最终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来自于马克思对所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来自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回顾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来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以当时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毛泽东才创造性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正是以当时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邓小平才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个形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创立，无一不是如此。正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只有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才能孕育出指导实践的创新理论。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必须具有实践的品格。理论的实践品格，只能生成于对实践的思考及升华。只要是围绕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进行理论创新，那么这个理论就天然地具备了实践的品格。正所谓“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
比如，针对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方法，这样的理论创新就能够对实践提供有效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探索和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提出来的，因而成为了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思想、行动指南。
只有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理论才能永葆青春。理论之树要想常青，就必须始终坚持这条原则。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青春的奥秘所在。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它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这样才能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
哪些因素在影响“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无论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理论创新总是不断遇到不同声音和不同态度，使理论创新之路很不平坦。理论创新最难的不是新理论的构建，而是新理论在产生过程中所遭遇的阻碍。
本本主义是理论创新的第一障碍。本本主义的产生有其发生的历史背景。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推动和参与下成立的，党的一些早期领导人从苏联回来，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这些“本本”被他们当作教义、当作教条，因此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本本主义也就相伴相生了。
本本主义有3种主要表现：一是不顾实际，在实践中照搬照套。书上怎么讲的、别的国家是怎么做的，不管是否符合我国国情，一律照搬照套。这一点曾给中国革命造成过重大损失。二是固守某些具体的特定结论。换言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当时条件下对一些事情所作的具体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到处套用。三是把“本本”作为评判实践的标准或依据。一旦实践稍有不符合“本本”的地方，就被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主义给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套上了精神枷锁，划下了不可逾越的红线，给革命和建设造成了巨大障碍。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过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但这两个倾向仍然时不时地表现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给予严厉批评。他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而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就是非科学的态度，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绊脚石。
归结法和还原论是影响理论创新的第二大因素。对于新结论、新思想，总有人喜欢还原，还原到古希腊、还原到春秋战国，似乎前人早就说过了，没有什么新鲜的。“言必称希腊”成为学术研究和学术文章的固定模式。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即把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归结到或还原为马克思说过的话。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有来源的，也是不断发展着的，发展到今天，它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思想。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新问题，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从“两大阵营”到“三个世界”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党对于世界的看法非常清晰地呈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演进路线。“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我们党的原创性理论，与古人的“大同世界”有很大不同。因此，在研究我们党的创新理论的时候，要慎用还原法、归结法。
以国外的学术思想为准绳是影响理论创新的第三个因素。国外的学术思想是我们的宝贵资源，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养料，我们应该研究和吸收，但是绝不能“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比如动不动搬来这个“陷阱”、那个“预言”。
我们承认，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的情况值得我们重视和避免，但是国情不同、时代不同、体制不同、道路不同、招数不同，我们发展到了某个阶段、某个量级，未必会掉入什么“陷阱”、会中什么“预言”。
对于这些外来的思想，我们可以作为研究参考，加以防范，但绝不能用作衡量我们步伐的标准和研究问题的工具，更不能成为束缚我们手脚的羁绊。
这3个因素的共同点都是因为停留在“本本”和理论上、忽视了“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而造成了相应后果。当然，妨碍理论创新的因素，还有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找出所有这些因素，认识其危害，有利于我们进一步铸牢“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思想根基。
如何实现“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既然“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根本原则，那么，我们就应该始终坚持这一原则。怎么坚持呢？在我看来，至少要做到以下3点。
一是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作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长期以来有一种研究风气，即从“本本”出发去研究，从理论出发去研究，还有从个人兴趣爱好出发去研究等，它们共同的错误都是在研究中忽视了“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原则。如果研究的出发点就偏离了这个原则，那么研究的过程就会更加偏离这个原则。
比如，研究离不开资料，而一个通常的做法就是到图书馆去找资料、到资料当中去找资料。我们曾不止一次发现，一些研究人员研究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党员干部培训等，不是从改革实践当中去找资料，不是从干部培训实践当中去找资料，而是从他人的研究资料当中去找资料，从资料中去概括改革现状、培训现状。为了找资料，宁肯翻箱倒柜，也不愿意走出书斋、走向实践。
结果，用几年前甚至党的十八大以前的资料来论述今天的问题，所作的论证或结论要么苍白无力，要么南辕北辙。
因此，一切研究工作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题导向，不要再从“本本”出发、不要再从理论本身出发去寻找研究课题。须知，“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所面临的问题大致有这样3类：第一类是在实践当中面临的问题。如果说抓工作就是抓问题，那么研究理论就是研究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应当就是实践当中面临的问题。比如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管理工作中遭遇的问题，等等。
第二类是社会上客观存在的思想问题，比如认识问题、心态问题、观念问题等，研究工作就要抓住这些问题去研究。
第三类是传统理论面对现实而出现的理论本身的问题。比如，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面对现实中非公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落差，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产生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理论；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气候变暖、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恐怖袭击、刑事犯罪等局地问题，迅速变成了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从而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理论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开展务实的理论研究工作。再比如，在思考如何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相对贫困化，帝国主义为何还腐而不朽时，就要结合当下的资本主义，深入去作研究。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原则都要求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去研究问题。只是从书本出发找问题，从自己的兴趣出发找问题，就会离现实越来越远。而我们冷落社会，社会一定会冷落我们。
二是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作为评判创新理论真理性的标准。我们的研究成果是对还是错，是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是合乎时代要求还是滞后于时代，要坚持用“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原则来加以评判。
马克思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因此，从当今的实践出发提出的一些新理论、新观点到底对不对，到底有没有客观性和真理性，要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实践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只能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作为评判新理论的真理性的标准。
三是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作为判断理论有没有价值的衡量尺度。有价值的理论创新一定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来进行构建的，思辨地构建一种新理论，凭想象构建一种新理论，或者到资料当中综合出一种新理论，不可能成为有价值的理论创新。
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创新一定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否则就是无效创新或者白创新。甚至可以说，应当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作为判断真假理论创新的分水岭。真正的理论创新一定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并且在实践中成功地解决了问题。
如果离开正在做的事情，脱离现实的社会实践，只是凭主观想象思辨地构建理论，或者埋头于故纸堆、试图从以往的材料中综合出新理论，是不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的，就是假创新或者伪创新。
总之，“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是学习、研究、运用、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正确态度、科学方法和基本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当然，我们这么说，不是指所有学科都要这么做，一些学科如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则要另当别论。古文字学等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有些绝学、冷门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也要重视，确保需要时拿得出来、用得上。我们这里谈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这既是中央对理论工作者的要求，是时代对理论工作者的要求，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理论工作者的要求，也是理论本身对研究者的要求。
作者：周文彰，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1年第3期，原标题“论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责任编辑： 易艳
版式：刘卫东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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